近期我连着看完了以色列著名历史学家尤瓦尔·诺亚·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的两本书《未来简史》和《人类简史》，现在正在看第三本《给21世纪的21个建议》。因为看的是英文版，比看中文书的速度相对慢一些，所以看的日子也比较长，竟然产生了一种思想经受慢性拷打的感觉。一边被折磨着一边却又忍不住继续往下看，有点类似于看惊悚片时的感觉，越怕越想看。
《未来简史》竟然得出未来的大部分人类可能会失去经济、政治和军事价值，而《人类简史》也开始让我从根本上质疑我以前对历史、人类、社会和世界的很多信念，比如国家竭尽全力地追求科技和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否真的是在造福每一个个体？我们真的比我们的祖先更加快乐吗？我们每个人真的有所谓的自由意志吗？我们人类是主动选择了现在的发展轨迹还是受制于我们并不能理解的宇宙法则？思考这些问题简直就是一种折磨，然而好奇心又促使我很想知道某种答案，虽然我也知道其实目前很可能没有什么答案。
尤瓦尔的三本书中至少有两本提到或者讨论了“不相关”（irrelevance ）这种问题。这个词以及它带给我的不安感受让我深受其扰。我第一次被有关“不相关”的论述所惊悚到是在看《人类简史》中描述未来世界可能有大批大批的人最后落入与历史进程不相关的地步。那些人实际上并不是会经历我们经常所担心的那种由于知识的迭代和科技的进步而造成的失业。他们其实是由于生物科技和信息科技这两股力量的结合而产生的革命使得生产和创造的所有过程都已经不需要大部分人类，因此他们变成了没有用的阶级 （useless class）。谁能接受这种酒囊饭袋造粪机器般的命运呢？
在出版比较近的《21世纪的21个建议》中，尤瓦尔再次详细阐述了他的观点，预测生物科技和信息的结合将使得人类越来越失去决策能力，包括对我们自己的事情，比如喜欢谁和做什么工作等等的决策能力，最后索性把决策的权威交给了人工智能。这样发展的一种可能后果就是，越来越多的本来由人主导或者至少参与的活动变得不再需要人了。除了为数不多的社会和科技精英，或者说是升级后的精英阶层，大部分普通的人类将成为存粹的消费者，没有其它任何可利用价值，也就是变成了不相关（irrelevant）。在尤瓦尔看来，人变得与历史发展进程不相关是比人被人工智能掠夺和剥削更加可怕和残酷的结果。
这虽然只是一种思想上的推演，但是尤瓦尔的论述读上去还是挺有道理的。于是我试着去体验这种因与大局不相关而带来的心理状态，竟发现即使在现在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偶尔的不相关之感其实也是会带来不同程度的不适甚至恐慌。我很难想象如果人类集体变成与周围世界所发生的事情不相关了，那将是怎样的一种世界末日般的空虚和惊悚的状态。
比如说前几天我参加了一个国际化学校论坛，会场内坐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外校长，他们各自分享自己学校的理念和办学实践，这是我极好地更新我们这类学校目前的发展现状认知的机会，也就是让我保持和国际学校发展大局相关性的机会。可是偏偏在这个时候我的电话竟然不停地震动，随后的文字信息显示是我必须马上离开会场去打一个电话以解决单位里的一个紧急事件。我花了整整一个小时在会场外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等我回到会场的时候，主持人已经在总结一些会议要点，其中很多内容我已不知所云，会场内有人点头，有人会心而笑，而我明显感觉到因我与会场中流动的信息和情绪的不相关性而产生的尴尬甚至微微地惶恐之情。
记得好几年前我曾和一群大学同学聚会。由于我本科读的是师范大学，不奇怪二三十年后的同学聚会那就是一桌学校校长和书记的开会。我的大部分同学一毕业进入的就是公办体制内的学校，只有我这个异类一开始就踏进了私立学校和国际教育的圈子。由于他们来自于同一个体系，自然会有很多类似的经历和相同的语言体系，因此谈话中经常会说到一些我无法解码的术语和我从未听说过的做法，我只能厚着脸皮要求他们给我解释后才能明白他们到底讲的是什么东西。当然，当我说起我所熟悉的比如IB和IA等等术语时，他们也是一脸懵圈的表情。那晚两个教育体系之间不相关的感觉给我留下了如此强烈的印象，以至于我今天还能体验到当时的诧异和不适。
那次聚会已是发生在2021年之前事了，那时候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实施条例还没有正式颁布，我在民办学校体系中的工作似乎还是有比较大的自由度。当时我可以调侃我是主动地选择和公办教育体系不相关，我也不会因此感觉到任何恐慌或者不对劲。然而，经过2021和2022这两年的民办教育政策巨变，如果现在我还听不懂体制内的教育同行所讲的“双减政策”、“三有目标”、“四个自信“、“五育并举”等等政策术语的话，那我可能不是已经丢了饭碗或者离丢掉饭碗已经很近了。可见，不相关将是有很高的成本要支付的，因此人可能是在不断地被迫地保持相关性或者至少自我感觉的相关性。
我在2012年到2018年间离开了中国，同时也基本离开了国内国际教育的圈子。虽然在加拿大的六年期间也会经常关注国内的新闻尤其是教育的发展，然而等我2018年低准备回到上海工作的时候，那种局外人似的不相关的惶恐之感其实是非常真实的。当然我也可能是因为正好错过了国内国际教育发展最最快速的那几年时间，其变化之快让那时即使在国内的同行都惊叹不已，何况我这个身处万里之外的人了。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当时决定回国工作的原因的一部分可能跟这种由于不相关而带来的不安有关。那时我倒不记得我有今天这样的思考，那种不安可能还只是在潜意识中对我的决定起作用，但是现在想想可能跟当时的决定还是多少有些关系的。
当然回国快五年了，我还不能说我完全和国内的国际教育发展建立了很好的相关性。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国际化的民办教育这个生态圈已经变得极其庞大而复杂，有些部分我可能再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了解，有些我可能是不想去了解了，而有些我正在努力去学习和更新以建立让我感觉安全的相关性。以国际化学校的市场化运作为例，我早先和现在工作的学校都是主动采取一种远离高度市场化模式而办学的，因此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太搞明白很多商业模式上激进的学校到底是如何与竞争越来越激烈和无序的市场博弈的。我从几年前就隐隐感觉到，对一个新兴的学校而言，这种与现在国际教育市场主流方式主动不相关的做法可能是一种成本极高的选择。而当周围的同类同水平的学校都是“这么做”的时毅然选择逆流而行是既需要巨大的勇气，也需要极大的承受失败的实力。我们离失败还很远，但是不相关之感同时又不那么成功的现状造就的是一个极度不舒适的区域。
由于变得与周围的事情不相关会带来一种心理上的恐惧感，这种压力会迫使一个人不断学习，这可能就是终身学习的最原始的心理动力。比如说，我们经常开玩笑说某个人”out”了，其实是在说这个人没有及时更新信息、知识，或者技能。人一般都是不愿意被“out”的，因此只能不断地学习。而短期的“Out”可能又是一种程度比较轻的不相关，或者说是变成尤瓦尔所预测的那种完全无用的不相关的前兆。然而尤瓦尔其实还表达了另外一种担心，那就是在这种学习和否则变得不相关的竞赛中，其实人类的对手已经越来越不是人类本身而是机器。面对无眠无休不吃不喝无情无欲同时又是能力惊人的机器，人类总有一天会赶不上节奏而索性放弃更新，也就是主动选择不相关。按照这个逻辑终身学习是不是有某种极限呢？而那天到来之时是不是就是人类灭亡之日呢？这一天一定还很远，可能是我们的后代的后代的后代才能检验这种预测的真伪，但是想到这种可能性还是挺让人惊恐的。
在新冠疫情早期由于严格的封控和防疫措施，几乎所有的出行都要用到手机上的电子扫码。如果一个老人从来不用职能手机，那么结果就是他可能在城市里寸步难行，不能买东西，不能乘车，不能看病，也就是与绝大部份社会生活完全脱节，既不能参与，也不能贡献。撇开年龄不说，这种情形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实已经就是尤瓦尔所描述的“不可雇佣”的不相关阶级。当然后来政府设计了一些变通的方法，比如可以持街道开具的介绍信并在医院门口手写登记后就可以进入医院看病，再后来电子化的身份证似乎也可以通过防疫检查等等。不管怎样，虽然这些问题目前最终还是得到了的解决，而疫情早期出现的一些场景似乎确实印证了那种有人可能会与社会进步和发展不再相关的预测。为了防止这种不相关发生，人只能不断被迫升级知识和技能，不管你有多累，有多老。其实就是在疫情期间，我70多岁的父亲就不得不在手机上关联了银行信息，而我80多岁的丈人也不得不开始使用智能手机。
当然我知道也有很多的老人他们这辈子可能再也不会去学习和使用这些东西了。他们是因为年龄之故没有能力再去跟上时代的步伐，是被动地变成不相关。然而，不相关还可以是主动而为之的。有些主动不相关可能是因为更加重要的事情，而有些可能就是因为愚蠢或者懒惰。比如说，小到明明是在上一节非常重要的课却刷手机开小差，大到明明知道需要努力学习和工作以为成为社会有用的一份子却“躺平”或“啃老”。这些人实际上是在主动地将自己变成无用的人。
当然智慧地与主流主动不相关还可能是一种创新的开始。比如说我以前参加培训听到一个令我印象深刻的商业上另辟蹊径的故事。讲的是如何创造一个新的产品品类，而不是在原有的品类之下增加一个竞争品种，从而开辟一个崭新的赛道。苹果的个人电脑之于早期商用计算机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仙炖燕窝之于市场上已经流行多年的即食燕窝也是一个例子。所以说主动脱勾有时候是创新的开始，并不意味着一定是灭亡的开始。不相关性所能带来的新生和死亡竟然只有一墙之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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